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郇庆治
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他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过去五年中,党和政府先后推出了众多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举措,其聚焦点是如何遏制严重事件频发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趋势。从“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过去五年的确是“迄今为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地增强”。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十三五”规划纲要所确定的污染防治阶段性目标中的8项约束性指标提前一年完成,而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也可以如期实现优良天数比例84.5%的约束性目标。这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从生态环境质量的大幅度改善中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比如更多蓝天白云的本真色彩、更多鸟语花香的自然野趣、更多“人在自然中”的城乡休闲娱乐空间。
“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使命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4.1%,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可以看出,这些目标中的关键性指标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持续减少(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根本)好转,而系统推进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实现这些指标不断改善的适当 切入点或“战略抓手”,也构成了“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主题。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包含如下四个方面基本要求:一是构建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的整体性保护治理思维与制度体系。二是构建以生态环境整体质量提升为统摄目标的跨部门跨行业和面向大流域区域的协同联动(一体化)的行政监管治理体系。三是构建基于多元社会主体的多维度参与的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四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五位一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充分发挥“十四五”规划目标的统领作用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不仅应当在“两个一百年”的时间跨度上,而且应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来理解。无论就近期(“五年”)还是中长期(“十五年”或“三十年”)间距来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都是一个极重要的“支撑性目标”。
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正在经历着百年未遇的深刻变革,而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这种格局更加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所提出的“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在一个不确定世界中发现未来发展机遇的重大战略,其核心就是通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道路与既定方略,着力于进一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依此来提供可以作出的世界性贡献。这其中,继续推进以绿色发展为核心议题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一个明智之选。
展望我国“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是切实贯彻落实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充分发挥“十四五”规划目标的统领作用。这一方面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思想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是指“十四五”规划目标及其实施纲要的实践规约作用。必须强调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引领意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我们所追求实现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无论就阶段性目标还是路径手段而言,都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与自我完善、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提升与绿色转型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技术层面上的修修补补或升级换代,更不是简单模仿或引入欧美国家现存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与管理制度。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对优质公共生态产品的向往,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意基础和现实动力,同样也是致力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初心”。
“总之,“十四五”规划及其贯彻实施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我们理应将其宣传好、贯彻落实好,使之成为我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有效规约与积极促动。